第643章 理学兴衰

第643章  理学兴衰

        最终暂时止住明天子头痛趋势的还是马皇后。

        道理也简单，还是等见了罗贯中之后，再尝试捋个清楚明白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且马皇后的想法很是清晰：

        “既有桓侯、唐太宗、唐赵国公、宋太祖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想来此屏风之效用，绝非仅有今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尔后若是再见此物显功用，当多召几人集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些话语暂时抚平了朱元璋心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疑惑，情不自禁低声开了个玩笑：

        “要不是妹子，咱这皇帝都不知要怎么当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于是坤宁宫也气氛也再次轻松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汴梁殿中赵匡胤扭了扭有点酸痛的脖子，低声道：

        “这洪武帝不愿回桓侯话便罢了，怎么连咱谢语也不说一句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【虽然两宋—尤其是南宋问题很多，使得这一段历史的边患问题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换个角度看，两宋所处的时代经济也确实发达，学术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。

        兼之咱们之前说过的，经过南北朝的儒释道并立、隋唐以儒言文佛老利其简便，到了两宋时期，三教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下最终完成合流，最终诞生了理学。

        先有周敦颐以儒为核心，兼杂释道之言著《太极图说》上说宇宙本体下谈封建伦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有二程师从周敦颐，同样学贯儒释道三家，著书立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，他们都是活跃于仁宗神宗时代，这个时期北宋的余晖还未散去，发达的经济和宽松的言论环境构成了理学最初生存的土壤。

        有说法认为，这一时期的理学高举义利二分法衡量天下，在这個标准下上骂朝廷堕落下骂太学逐利，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为治学的最终意义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虽然还没登上主流舞台，但其带起的知识批评潮流在民间大兴，这也算是二程的洛学兴起的基础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也是因此，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离起于洛阳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众所周知的是，天下一乱，实用主义的思潮就必然兴起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南渡之后，一方面赵构在与理学士人接触之后迅速交恶，并发誓“朕今不用文华之士”，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压理学的风潮。

        另一方面拜赵构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赐，民间不满之声日益高涨，拥有知识批评属性的理学迅速在士人阶层当中风行，因而拥有了在民间的知识舆论权力，并构建出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理学的关键蜕变就在于朱熹。

        朱熹本人一方面通过经典，构建了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相当完善的理学道统。

        其次朱熹依靠这个理学思想道统划定明确出了学术边界和重心方向，由此推进的理学本身的世俗化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最终理学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鹅湖之会。

        1175年，已经颇负理学盛名的朱熹在鹅湖寺与心学大拿陆九渊相会，双方激辩数日，虽然并未达成在理学上“会归于一”的目的，但双方矛盾已经大大缓解。

        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书院讲学，双方冰释前嫌，陆九渊留下了自己的讲学稿，朱熹为其题了跋序。

        <div  class="contentadv">        也是因此，后来陆九渊所在的学派也站在了朱熹的理学大旗之下共进退，希望能够效前朝变法，荡涤朝堂不良风气，可惜当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允许年老垂垂的朱熹按部就班了。

        1188年，同样还是鹅湖寺，辛弃疾与陈同甫会于此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破阵子》，当时本也有邀请朱熹的，但朱熹有事未到，私以为恐怕当时的朱熹就是忙于内整理学派，上联宋孝宗，所以无瑕赴会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很快，1194年宋孝宗骤然离世，次年赵汝愚在与韩侂胄的斗争中失势身死，韩侂胄开庆元党禁，被朱熹耗费心力整合起来的理学士人全入了伪学逆党籍，集体扑街。

        朱熹逝于庆元党禁中，据说死前还在忙于整理学问残篇，而其死后因为党禁的缘故，南宋朝廷禁止大规模的会葬，但仍有千人不惧被迫害风险为朱熹送葬。

        辛弃疾也不避嫌的到场，为朱熹题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”。

        理学真正的黄金年代从神宗起至朱熹终，前后经历了两宋剧变以及两次党禁，而在朱熹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又戛然而止，也可称得上是壮志未酬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另外同属理学道统但又独树一帜的还有一人，名为张载。

        古代儒家当中宣扬自己希望救世治世的很多，但真的全力以赴去践行的却寥寥无几。

        腐儒大多喊着兴周理复井田，但真的去尝试的寥寥无几，但张载真的就去试了，前后三代人在横渠挖沟种田尝试了七年，最终亲身得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：

        “以田授民”“人受一方”是可以让百姓活下去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张载既不是皇帝，也不是造反头子，哪来的“以田授民”的权力？所以只能“敦本善俗”去教育人。

        用咱们现代的眼光吹毛求疵的看，张载的行为多少有点傻，但咱们是建立在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前提下，与张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        张载的悲剧在于他的思想局限于时代，当时的年代对世界的认知过于简单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在行动上，他可称当时的真君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的宋朝做官做学问皆以搞钱为先，但张载最终穷困而死，病死的时候身无余财仅有一外甥相随，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他也在《正蒙》中说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上《边议九条》直趋前线希望能热血报国，但好在范仲淹看出他不是这块材料给劝退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更振聋发聩的还是他的横渠四句：

        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

        此话可以称得上光耀千古。

        另外，需要一说的是，张载身体力行七年所得出来的这个非常浅显的结论，不懂的人大有其在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农民揭竿而起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同样也有不少人懂，比如李自成，均田不够怎么办呢？杀一些大明贪官，就够分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明末的努尔哈赤起兵也是这么说的，给每个壮丁分三十亩粮田、六亩棉田，就能衣食无忧了，但很快也发现地不够分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他的解决办法嘛……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知道。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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